不平等的壓迫就是性／別問題

文／芮筆忒 (中央酷兒 前社長)

當觀看學生遭到學校退學處分，而社會大眾往往不直接討論學校是否有疏失，反而助長了某種道德判斷在其中，將某些反壓迫的舉動視為一種負面的既定想像銘刻於大眾心中。

好與壞的分野就像男與女，僅僅只是「過度簡化的二元價值」

身為一個壞榜樣，透過一般大眾的社會觀感一如往常地容易將媒體報導的「抗議」、「靜坐」視為一種「選擇性」偏差的理解。既然是選擇性的挑三撿四，那這個壞就有可以被分析的空間。透過資訊（媒體）呈現的林林總總，閱聽者就其社會位置「加總」出一些判斷，這些判斷也因此有不同的社會道德觀、價值觀作為一種普遍原則作為參考。舉個例子，「好／壞」的二元價值不難於我們身處的環境裡被大家「使用」。但是仔細想一下好與壞的二分其實也正是一種「被選擇」出來的過度極端狀態，事實上好壞也可能因為切入的角度與身份就會有四分五裂的可能性迸發。就拿靜坐抗議這件事情來說，會因為閱聽者的生活、教育背景而有程度上好與壞的看法。雖然人是理性的動物，但不免總是會因著社會觀感、周圍身旁大多數的聲音公式化地一加一等而二，得出結果。

這個結果是以一種主（個人）、客（社會環境）相互交疊地選擇出較能說服自己的看法去評價眼前事物的好壞與否。現在，問題正出在這！好與壞的區辨，不全然是一種最趨近於事實的觀看。但卻又如此地急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被導入不良的、具偏差的，將萬能科大邱智彥同學申請「關注社會邊緣議題」為願景的社團視為一種反動的偏差勢力。經歷校方強行惡意阻撓申請後，隨後在萬能校門口靜坐舉版提出個人不滿的抗議訴求。

「不滿的情緒」是對於申請社團這段時間校方以迂迴的方式從言語中、條例上長期地再消耗他的時間以及精力，為的是什麼？為的是一種「控制」整體大環境的野心不使反動的因子煽動「寧靜」的校園，也正是之所以從今年初一月二十號於萬能科大校門口靜坐與校方協調對話空間卻只召來「不代表校方」的溫情發言及勸退。就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說它其實也是性／別、階級的問題！女性主義學者麥金農曾在其書中提及一句是這麼一語道破眼前問題的話，她說道「性之於女性主義，恰如勞動之於馬克思主義：大多是自己的，然而又大多被剝奪。」言論結社的自由看似是實屬於個人，但卻在整體之中被層層控管、剝奪。

當女性從資本主義裡走出傳統的大家庭後，看似得以開始取薪工作（有薪水的勞動）、自主生活（獨立於男人）；但卻也在整體父權架構中被架空那以為擁有自主空間的能動性，回歸到「性」的宰制。這個性的宰制也隱隱地在這自主空間裡起不同的社會價值與行為規範，來說明女性開始從農業大家庭時代生兒育女轉化到不以生殖作為優先考量進入社會採取一種積極、自制、負責的形象嶄露頭角做男人也可以做到的事情。但社會價值往往還是唱衰如果一個女人太強勢則家庭就會不和諧；過度重視工作的女性也可能無心照顧家庭；過於自主則又失去了一種女性特質，這其中都是一種預設了女人應該還是要進入家庭，以一種溫良恭儉讓的行為規範有形無形地加壓在每個身在職場優秀的女性，而且這都是相對男性霸權對於女性的不平等要求。

如同學生與學校的關係也在這樣的關係裡可能擦槍走火，若學校教育是啟蒙一個身為人的個體去對於這個世界有更多元的認識，去進行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情。能將觸角延伸到社會不同的視野也正是全球化的驅使使每個人不單單地只是將視野僅僅放在個人的生活世界，而能夠在學校的知識交換裡進行對社會所體現的價值作分析與批判。但從這件事情裡，也不難發現那些看起來行為不良善可能會鬧事的異議份子很容易透過外在的「第一印象」成為師長特別關注的對象。如果他還會舉證批判校方那更容易成為代罪羔羊，草率地被私刑處置。因為整體社會還是有一種強烈的既定印象對於教師的崇高想像，倘若一旦暴露了權力關係裡的馬腳則這份聖潔的光環則失了面子。這份被美化的倫理價值觀，也會在於學生不夠聽從師長規勸繼而有了激進地行為表示則相當程度因為社會觀感對於「壞份子」的刻板想像，例如：學生就應該乾淨體面看似未經社會壓榨的純真無邪，若具有現實社會觀感的思想則被視為過度社會化失去質樸之心。更何況眼前在媒體裡呈現出來的主角正不是典型想像裡「乖順」的學生，倘若校方有心操作很容易扭曲事實將學生形容為「不聽從勸誡」、「思想行為偏差」的「壞」榜樣。這正是中了某種性／別裡父權思想支配的操作，那些訂定出來的「偏差」都只是一方「權力」控管的壓迫預設了階級的高低次序以及可以有的權限。如此一來便容易失去平衡偏頗地觀看「學生」這個身份應該奉命唯謹、虛心受教，若在這之外，一切都是偏差的、不良的、壞的。

「致勝先師」是我們接下來必須破除的核心

「權力」也許是階級上位者擁有，但「權益」是可以革命出來的。「階級」，從學生與校方的關係裡表露無遺。邱智彥屢次申請社團的過程裡因為在這不對等的關係裡求訴無門才因此要將他如何受到校方黑箱導致退學及污衊他個人人格的失衡中，反抗以一種家父長制的威權管束學生權益。過程裡更甚至原先找好的社團指導老師也突然地轉變立場希望邱同學申請社團一事之勸退進無效而表示不適任該社團日後指導之職務。權力的展現正運用這連帶關係去產生出它的需要，需求的正是一個不再「搗亂」、不再破壞「規章」的良序「位置」。那是一個什麼位置，透過馬克思的語言表示，階級是社會所自然給予的一個「位置」。當我生在這個家庭裡我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誰的「孩子」，具有某種社會位置的「稱謂」，分屬成某種「性別」；當我進入學校自然成為誰的「學生」，開始具備某種社會「期待」，也開始負擔著期待而來的「責任」。所以好像「階級」自然地就排序著我們的「認知」，並且給予各自伴隨位置而來的義務和責任。

「好／壞」；「權力／階級」；「師長／學生」；「義務／責任」，都在這被置放的位子裡簡化對這件事情的連結和判斷。傳統師生倫理觀反而成了另外一頭猛獸對於一個校內申訴管道遭到權力黑箱私刑處置的學生來說，以靜坐抗議、以行動提出個人訴求要求校方不合理規範的修改，都危急了身為一個學生該有的倫理道德。但往往也正是這樣的衝突中才有「機會」看見壓倒性的論述往往偏向優先致勝的師長，這是因為某種過度美化的社會想像與包裝，師長的身份相對容易取得大眾某種「道德」言論的正當性，因此稱做「致勝先師」。

靜坐抗議的這段時間裡校方的不聞不問，還有校園裡黑箱的正義噤聲，都再再地顯示父權的觸角綁架了我們的生活四周，形成「合理」的壓迫。這些都需要被我們重新去審視，正當684號釋憲文宣告了學生可以針對學校不合理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不單單只能憑藉尋求校內申訴管道。但令我們憂心的是，這會不會依舊是另一種「掌握資源」的奢侈期待。無論「權益」是如何被標示出來，都還是要回歸到一個問題。對於師長的倫理優勢，是我們勢必要「破除」的框架。否則下次面對學生遭到學校不當處置的案例，依舊容易落入為人師表的倫理優勢以及刻板既定印象的「好／壞學生」區分。這些都有機會再度複製父權結構的文化意涵，以一種已經形成的高低位置、關係去施展權力的配置。若再加上某種倫理優勢，更能夠不分青紅皂白為求有效控管整體秩序而犧牲看似失序的少數。

簡單來說，好與壞不應該只是這般簡化地被「刻板印象」給框架住我們的行為判準，應該還需要其它的輔助論述有助於我們理解整件事情的經過。勢必要循著多方的參考再進行一種綜合性地判斷，否則一面倒的論述都有可能造成不對等的發聲管道形成霸凌，形成罷凌不單單只是少數人的失職，而是身為第三者的你我他都應該自我監督的責任。再者，鬆動師長的倫理優勢也是相當重要應該被討論的地方。學習的環境理當教學相長，但透過邱智彥申請社團一案所遭受到校方師長仗著權力關係的失衡助長一種不以平等為基礎的師生關係。尊師重道則在這顯得荒謬可笑，也顯示這又是另一種父權結構的作祟；資本主義下的亡魂。最後我想問，為什麼會覺得性／別問題只會發生在性別少數身上而與不是性別少數的你／妳日常無關呢？